在封建王朝，太监作为特殊群体，他们整天待在宫廷，干啥都想着怎么迎合主子、保全自己，慢慢地就有了一种扭曲的人格特点：

自己不会独立思考，完全跟着主子的想法走；为了生存，使劲儿阿谀奉承、搬弄是非，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与他人利益之上。

虽然我国太监体系已经绝迹了100年，但是太监化现象不仅没有彻底消失，反而有越来越流行的趋势，应当引起高度警惕。



什么是“太监化”？

就是没有人格、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；毫无底线地媚上、媚强；变着花样地拍马屁，撒谎；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；
狐假虎威仗势欺人、表面愚忠实则自私；为了自己的位置、名声、私利，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

回溯历史，秦朝的赵高便是 “太监化” 作风的典型代表。
赵高本为秦国宦官（太监），在秦始皇死后，他凭借着花言巧语，先是说服丞相李斯篡改遗诏，赐死公子扶苏，拥立胡亥为帝，从而掌握了朝廷大权。

掌权后的赵高，更是将 “太监化” 人格发挥到极致，对秦二世胡亥百般谄媚，事事迎合，致使胡亥沉迷于享乐，不理朝政。

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，赵高上演了 “指鹿为马” 的闹剧，公然颠倒黑白，打压异己。

那些敢于说真话、不附和他的大臣纷纷被他陷害致死，使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，正直之士不敢吭声，最终加速了秦朝的灭亡。



唐朝的杨国忠，同样是善于“巧言令色”的佞臣。他本是杨贵妃的远房堂兄，随着杨玉环的得宠，杨国忠左右逢源，四处钻营，竟一路扶摇直上，摇身一变成了当国宰相。

杨国忠为了讨好唐玄宗，不惜虚报政绩，粉饰太平，对唐玄宗的喜好揣摩得极为透彻，投其所好，使得唐玄宗愈发昏庸，对他深信不疑。

在处理国家大事时，杨国忠为了一己私利，不顾国家安危，胡乱决策，激化了社会矛盾，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，使唐朝由盛转衰，国家元气大伤。

现如今，“太监化”的不良现象仍屡见不鲜。



很多单位的负责人就像是皇帝一样一言堂，其他人就像古代侍奉主子的太监，将心思全然放在如何迎合领导上，只知道溜须拍马，只为保住自己的位置。

他们会时刻关注领导的脸色，只要领导稍露倾向，便立刻随声附和。

哪怕领导的决策明显存在漏洞，他们也会绞尽脑汁寻找各种理由来证明其 “高瞻远瞩”、“英明神武”。

酒桌上，这类人更是将“察言观色”发挥到极致。

他们眼疾手快，领导夹菜时，他们赶忙帮忙布菜；领导喝酒，他们立刻起身挡酒，满脸堆笑，说着各种阿谀奉承的话，比对待自己的亲人还要 “贴心”。

在他们心中，对错与真假并不重要，只要能让领导高兴，能为自己捞到好处，便是“真理”。

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不良风气开始出现“人传人”的现象。

新员工为了能“生存”下去，也开始改变自己，变成了只会附和领导的 “人形传声筒”。

有些家长在教育孩子时，看重的是孩子“会来事儿”、“嘴巴甜不甜”，觉得这是孩子以后能不能成功的关键。

他们教导孩子在学校要多和老师套近乎，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，还得学会说些讨老师欢心的话，认为这样就能得到老师的关照。

这是把孩子当成“太监”培养吗？

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，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，认为只要能讨好他人，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从而逐渐变得又虚伪、又功利。

“太监化”作风盛行，导致社会中真话越来越少，虚伪之风愈演愈烈。

人们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，生怕因为说了真话而得罪他人，影响自己的利益。

在这种环境下，社会变得越来越虚伪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和虚假。

大家都戴着面具生活，互相猜忌、互相防备，真正的信任和真诚变得无比稀缺。

那些踏实努力、坚守原则的人却常常被忽视和边缘化；而那些“夹尾巴做人”的太监，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利益。

然而，不管他们在当下取得怎样令人羡慕的成就，不管如今如何兴风作浪，百年之后，必将成为后人眼里的小丑。